救灾是一种社会重建

汶川地震之后，因为有人提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织人去做灾后的心理干预工作，我提出了向社会募集资金援建灾区的学校，为了将这些学校办好，我主张援建的学校以当地的地名加“行知”二字命名，要将新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理念运用于学校建设，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长期对它们的教学进行指导、评估。

因为要做这些工作，我又将自己当年参与编辑，看过多遍的《陶行知全集》12卷拿出来再次翻阅，感到其中一些精辟论述似乎就针对这次灾难而言，摘录数段并解读如下。

他在《生存圈边》一文说：“人类的社会好比是一个圆圈。这圆圈我称它为生存圈。有些人是安安稳稳的住在圆圈的中心，叫做生存圈心的人；其余的是人山人海的拥挤在圆圈的边沿，叫做生存圈边的人。……在那生存圈心过舒服生活的人们，已否感觉到这人间的不平？”[1]相关的统计数据说明，这一状况在近20 年内变得极为突出，客观上已造成社会的分裂，一遇灾难便暴露出深刻的矛盾，这是一个比地震本身造成的灾难更为难以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该如何办呢？陶行知当年给出了他的回答：“国难当头，不把绝大多数的主人翁请出来亲自解决，何能打破这个难关？……近年来的政治就坏在这个‘代’字：始而代老百姓说话，继而代老百姓吃饭，终而代老百姓当国；弄得老百姓始而有话无处说，继而有饭无法吃，终而有国无力保。……中国有国外之难，有国内之难。国外之难要集中发挥四万万民众的力量才能打得出去，国内之难要把四万万的民众请出来做主人翁，才能消弭公仆间小权私利之争。我们要同时解决这国内之难与国外之难，非把四万万民众拥护起来不为功。……我们应该用全副的精神力量对着那‘天下为公’的实质上去追求。”[2]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救灾就不应是少数人包办的事。1924年，各省发生水灾，当时采取赈灾附加捐的方式收了一大宗收入，陶行知说“我们希望除了急赈之外，要以工代赈，拿这笔钱来帮助灾民自立。我们还希望办理赈灾的人和收款的人要涓滴归公，不要趁‘水’打劫。国民的眼睛都要一齐打开，尽他们监察的责任。”[3]

为此，救灾就不应只是自然和物质条件的恢复问题，而是社会的重建，人与人的关系重建，这种重建体现在教育上，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真正准确定位教育。陶行知1938年10月4日在战时儿童保育院说：“不要把保育难童的工作认为是慈善事业，应认为是保育中国的幼年主人……特别要注意天才儿童，使之能获得自由发展。”[4]重视教育的话已经说得太多了，这次地震的严酷事实可以说检验了有多少人将它当真，有多少人将它当成伪装。

二是准确定位儿童在教育中的位置。儿童无疑是教育的中心，而这一观念被批判、抛弃、忽视，导致大量学校办的不是教育，实际上成为禁锢孩子、毁损孩子、扼杀孩子的过程，正如陶行知在《贺国际难童学校成立》诗中所言：“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比滚油煎！难童学校从怀孕，八个半月见青天。人间最贵是生命，别人生命不值钱。第二生命是学问，别人学问轻如棉。一误再误到现在，细想都因人心偏。但是人有金刚志，百折不回利而坚。如今胜利宜属谁？儿童幸福应在先。幸福要靠自己造，手脑双挥万万年。”[5]

三是准确定性教育。教育是什么？很多人已经习惯将教育理解为狭义的学校教育，陶行知认为，“教育是解决问题的，所以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是真教育。……我们要对付国难，就须以教育为手段，使我们的力量起了变化，把不能对付国难的力量，变成能对付国难的力量，这样才能达到目的。……我们从此要改造教育，使教育普及于大众；使受教育者都能实践力行，从行动上去求得真知识；并使大众组织起来，自动去做他们的事；而仅用脑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变成兼用手的工人，仅用手的工人、农人等都变成兼用脑的知识分子。这才能把少数人的力，变成多数人的力；空谈的力，变成行动的力；散漫的力，变成有组织的力；被动的力，变成自动的力；仅用脑和仅用手的力，变成脑手并用的力。于是我们就可以造成极为大的力民族力量，来解除一切国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