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真人汪麦浪先生

当社会上假人充斥的时候，真人尤为难得。

2009年底，照例给一些前辈打个电话问候，在打给安徽潜口汪麦浪老师的电话时，他留下的三个电话号码，有的停机，有的打不通，一种不祥的兆头在我脑中盘桓，找与他较近的人验证，果然他于2009年春天仙逝了。

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位真人！

汪麦浪老师虽没有显赫的权位或名气，但他确实是我所结识的一位真人。到他84岁辞世，我和他的交往有28年，其间有述说不完的动人小事，显示出他是一位当今社会复杂环境中活生生的真人。

说他是真人，首先是由于他在束发之年就受到陶行知真人教育思想的影响，到生活教育的一所实验学校——为公学校上学。该校由陶行知弟子并挚友方与严指导他的儿子方怀毅创立，方怀毅任校长。汪麦浪老师在生活教育的普及教育和战时教育期间在这所学校上学，参加小先生活动，开展即知即传，生活教育理论和真人的种子便在其心灵中滋长。1947年，汪老师将生活教育理论运用于实践，在黄山脚下创办紫霞学校，实施陶行知所倡导的民主教育，为战后经济凋零的农村贫困孩子提供就学机会。在该校的工作会议照上，汪老师曾写下小诗：“集同志们的力，来培养穷孩子的前程。用乐干精神，开创学校，以学校来训练乐干。是力的成果，汗的延续。”

接着歙县解放，汪老师成为新生政权接掌歙县教育三位领导人之一，但在接下来的批判陶行知和思想改造运动中，这位真人感到有些不适应；在反右运动中，这位真人被打成右派，汪勉今师母多次告诉我，那段时间她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一个大男人要靠她这个农妇养家糊口，汪老师所能做的是在乡间行医。然而这不是汪老师的错，是那个时代的错，真人在那个时代是没有不遭殃的，那个时代的遭遇恰恰检验出他是真人。

1978年后，汪老师获得转医从教的机会，到离陶行知家乡黄潭源村最近的中学潭渡中学任教，次年日本研究陶行知的学者斋藤秋男先生要到陶行知家乡寻访，国内的人对此知之甚少，一时成为笑谈。1980年当地政府将程仁浩和汪麦浪老师抽调到县城陶行知就学的原崇一学堂旧址筹组歙县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并筹建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

1981年10月18日，全国政协开会为批判了30年的陶行知恢复名誉，接着举办陶行知生平事迹展，就是在这次展览上，我和汪老师第一次相见，他当时担任讲解，听了他的讲解我和同学周冰都很感动，与其他来参观的人不同，我们相互留下了通讯地址，这成了我俩28年缘分的起点。

这个通讯地址在1982年暑假前发挥了作用，我用它写信给汪老师，问能否让我整个暑假到崇一学堂旧址读陶行知的资料。很快，我就收到他6月29日用毛笔写的回信表示欢迎，于是我一放假就去找他，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天中午他自己做好请我吃的那顿饭，当时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他就住在陶行知曾住的那间宿舍里，我们也就在那间屋里吃饭，虽只有豇豆等三个素菜，却感到他已经做了太多的准备，像接待贵客一样接待我。

1982年7月7日，大约是到崇一学堂的第三天，我在日记里写下几句顺口溜“兴致来徽城，百物皆牵心；涟漪桥下水，太白楼古门；二十四根柱，大学士‘横行’；放下臭架子，苦乐人中行。”在此后的40多天里，他为我找资料，联系到附近食堂吃饭，对我生活给了很多关照，更重要的是我们进行了广泛深刻的问题讨论，傍晚我们一起到河边的公园里散步，正是在这样深度交往中，我感到他与别人在内心深处有着巨大的不同，当时我还难以总结出来，现在想起来就是待人几乎没有一点伪，全是真。在我离开崇一学堂之前，他和程仁浩老师送了我《中国教育再造》和第2、3、4期《行知研究》，我8月14日也写了《赠汪麦浪老师》的几句话：“（一）感君殷勤助，深愧无以酬；暂留蹩字迹，相思以为由。（二）行舟逐波涛，浪尖把欲招；遒劲击水橹，藉水为水摇。”这里将“浪尖”作为对他崇敬的指代，我们都试图推动教育改革之舟破浪向前。在8月17日我离开的时候，写了《去徽城》道：“四旬之交情意好，言语不畅神通了。痛享人间苦中乐，瘦了面容长‘神膏’”。虽然当时我还不会说甚至不完全听得懂歙县话，但因为汪老师如此的真诚，使我俩结下“一见如故、忘年莫逆、无话不谈”的终生情缘，也使我与陶行知教育思想结下终生缘分。

1985年后，由于我与他同在安徽陶行知纪念馆工作，又在斗山街4年住在一起，他的真人一面更加充分显现。我们之间没有送过任何礼品，但这丝毫不减我们间的情谊，每逢春节他和师母都以我家在外地为由请我吃一次饭，依照歙县的风俗请我喝茶、吃茶叶蛋，其间有几件记忆深刻的事。

为了建设陶行知纪念馆，需要动员1969年因洪水毁房住进崇一学堂的十余住户迁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有一住户看准汪老师每天不开灯摸黑上楼的习惯，竟在他必经之处将楼板抽掉，然后用乱草敷上，存心让他从楼上跌落下来摔死。恰巧那天晚上有一个人和他一起上楼，汪老师打着电筒，才免于一灾。在查清是谁干的这件事后，他并没有为难这家住户，依然是真诚地和对方说理，事后这家住户见面总是客气地叫“汪老师”，也许是他的真诚这把剑刺中了那位住户阴暗的心所发生的效应吧。

然而，真诚并非能刺透所有虚伪者的心。按当时的政策，汪老师的儿子是可以安排工作的，也曾经列进了县里安排工作的名单，然而这个名单在暗箱操纵过程中又将汪老师孩子的名字换成了其他人。于是我见到他少有过的发怒，他找到当时主管这一工作与他还是本家的的县委书记，指着鼻子质问道：“您给我说清楚为什么换人了？我知道怎么样就能将我孩子的名字再列进去，但我不会这样做，我有我的人格！”正是在钱权横行的世道，真人常被暗算，他的孩子也就从此失去了本应有的铁饭碗。

1992年，陶馆建起了4套集体宿舍，依据他对陶研事业的贡献且家不住在县城，绝对应该安排一套给他的，我则因家在数百里之外而心怀内疚地分到其中最不理想的一套。分配结果出来汪老师却与这4套房子无缘。我们一起从斗山街搬出的景象让我刻骨铭心，当时我搬到新建的宿舍，他却要搬到几十里外的潜口老家。我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只有数十捆书和资料；他工作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家具，除了书，就是当时怕发下的煤票过期作废而及时买来却又十分节省着烧而余下的一堆煤球，他所谓的搬家就是大货车搬煤。他和师母心中的郁闷对我就像遥感的对象那样清晰巨大；他能理解我心中的无奈与尴尬完全取决于造成这一局面的第三方，并嘱咐我把研究工作做好最重要。十余年后，当我能整体理解这件事的时候，除了显见的不平，更加感到他是一位伟大的真人，从不借助于身外之物为自己谋利，当时他只需稍稍“伪”一点就有充分的理由得到一套住房。然而他不，坚决不！

或许时下不少人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无用，吃不开；但我感到分明是这个社会有问题，是他周围的人有问题。如果有更多的人是像他这样的真人，中国文明程度就会有显著的提升，世风就不会如此恶劣，就不会在世界上遭受到鄙视，这也是陶行知研究和生活教育理论的价值所在。汪老师其实很有才，不仅书法很有特点，还能绘画；不仅对陶行知有较深研究，还对徽州文化、诗词歌赋精通，仅以他将徽州茶道概括为一首诗就让太多的人敬佩不已，该诗全文如下：

一、煮新安江水，沏黄山顶茶。二、净茶皿以雅，战灵芽石露。三、金铛一杯水，温杯待香熏。四、茗芽卧起味，银勺试分茶。五、活水三春候，石髓润粒芽。六、凤仪三点点，高山流水情。七、手旋银针转，汤清兰气生。八、银拂泼清汤，波下无点尘。九、一川烟景合，杯蕴兰气馨。十、茶道逢君子，两只更清心。十一、清心诚乐事，净杯品兰茗。十二、启盖拨兰烟，荡汤发清馨。十三、会心不在远，色香得天真。十五、自得同人乐，细品精神通。十六、纳山水清气，论古今纵横。十七、芝兰多余韵，二沏三拉明。十八、静坐得幽趣，品茗快此生。

显然，这不只是徽州1200多年茶文化积淀基础上倡导“立德、陶情、会友、敬宾”的茶道，还体现了汪麦浪老师的人生之道，他的真人品格。

2006年汪老师曾托人将他所写的《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书稿带到北京交给我，我知道这是他1981年就开始写而后反复修改的书稿，在序中有《二十年承师道篇》的七律诗一首：“束发陶园受教时，生活教育迪我心。桃李春风纳宇宙，杏坛绛帐受真缄（原文如此，疑应为“箴”自之笔误）。红烛有心频入梦，丹心承道老更深。道理分明方及远，创造传承白头吟。”他对“道”的责任感足以说明他为何如此之真。2008年他在83岁高龄时在病榻上还用左手写成《厚德载物修己安人》一文，言语中的真诚更是光芒四射。

行文将结，请让我以他所写的《陶研之春》表达我对他真人人格的敬仰吧。

“黄山之苍苍兮，合天目之皇皇。浦江之泱泱兮，汇燕矶之茫茫。人民之骄子兮，丹心千古沁芬芳。缅怀先生之器度兮，燃吾侪之烛绍夫子之光。”

汪老师激励我们要努力使自己成为真人，努力培养真人，努力创设让真人免受伤害且得以发挥其才智的社会制度与环境。

追寻真人之路任重道远矣！

（本文发表于《生活教育》2010年第4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表时作了较大的改动，这里发表的是未做改动的原文）